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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綱領》:新中國憲制和總體性秩序的奠基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迄今已有70周年。《共同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對新政權建設創造性探索的結晶,被譽為“人民革命建國綱領”。它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對建設新政權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奠定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基本格局,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新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確立了新中國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等憲制性制度要素,是新中國的臨時大憲章,是新中國憲制和總體性秩序的奠基之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史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國家政權性質

  《共同綱領》的序言開宗明義就指出:“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這就鮮明的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即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謂國家政權的性質,也即國家的階級本質,就是確定社會各階級、階層在國家中所處的地位而反映的國家根本屬性。《共同綱領》中的以上表達,非常清晰的表明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等四大階級為統一戰線的各階級階層所處的地位,同時也將實行民主的主體與實行專政的對象區別開來了。這里的“其他愛國民主分子”主要指由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愛國民主分子,他們是作為人民代表而邀請參與協商建國。這充分說明作為新生國家政權的主人--“人民”的范圍具有廣泛性和包容性,“人民”并不是一個靜態和僵化的概念。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就以最根本、最高法的形式將新生政權的根本性質和政治合法性確立下來了。而且《共同綱領》在確立新生政權,即新中國國家性質的同時,還確立了這個新生政權是屬于人民的新政權,這在《共同綱領》的第12條第一句就鮮明的予以了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可以說,《共同綱領》將國家政權的階級組成及其地位和歸屬進行了憲制性的明確,這也是《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憲制和總體性秩序奠基之功的基本前提。

  《共同綱領》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毫無疑問,《共同綱領》還以憲章性的方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生政權中的憲制性領導地位。在序言和第一章總綱第一條,就特別指出了新生政權,即新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這就明確了工人階級(通過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根本意義在于,盡管早在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出的“五一”號召后,各民主黨派就紛紛主動表達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意愿,但其時,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中國政壇上的各種政黨及政治派別,在什么時候、通過何種方式正式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立其領導地位,在此前還沒有一個統一認識和恰當而正式的場合及時機。而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一次以法律(實質是臨時憲法)的方式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

  而其中對于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等政治力量的關系而言,《共同綱領》對于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更具憲制性意義。帶有憲制性質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及《共同綱領》的通過標志著無論是在思想意識、心理認同上,還是在法理與法律事實的承認上,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最終超越了自身狹隘的階級利益,將對民主、獨立、統一的追求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成功交匯,自覺地凝聚到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70年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其通過的《共同綱領》之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憲制性確定,具有劃時代的偉大的歷史意義。

  《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的總體性秩序

  憲制意味著一個政治統一體具體的總體性秩序的確立或奠基。《共同綱領》不僅明確了新中國的國家政權性質,也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等兩大前提性國家憲制要素。同時在此基礎上,也設計架構了新中國一些列基本政治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分別解決了人民民主權力如何行使的問題,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及其運行的問題、國家的結構形式問題。而這三大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確立了新中國的總體性秩序,奠定了新中國的國家秩序長期穩固運行的制度根基,具有深遠的歷史和憲制意義。

  《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可以說,《共同綱領》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為新中國的政體,既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外歷史民主實踐經驗的借鑒,也是中國人民,包括當時的各民主黨派的親身實踐和體驗中作出的一個重大選擇。

  《共同綱領》還確立了我國的根本政黨制度,明確了新中國在政黨制度上不是采用一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而是根據中國具體歷史和國情,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這就決定了其他民主政黨不是反對黨而是友黨、合作黨、參政黨,其運行機制和基本形式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一種多黨合作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它既不同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更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特優勢的新型政黨制度。經過70多年的實踐探索,證明了是優勢鮮明、運行高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同綱領》在我國政黨制度上起到了憲制性奠基作用,規定了我國政黨關系的秩序。

  70年前通過的《共同綱領》實質上就是新中國的建國憲法。作為一份憲制性文件,它夯實了新中國立國興邦、長治久安的根基,確立了新中國憲制的基本原則、根本要素和結構框架,奠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總體性秩序。此后,無論是“五四憲法”,還是“八二憲法”,無論是憲法的“部分修改”還是“全面修改”,都是以《共同綱領》的核心要義為基礎。也因此說,新中國的憲制變遷具有內在的歷史連續性和文化根脈性,《共同綱領》是新中國憲制和總體性秩序的源起。

  (作者高立偉簡介:民革市委理論文史委委員,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上海大學政黨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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